王明等人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的觀點，同黨的綱領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一系列基本的政策和策略問題上，王明的主張是錯誤的。這在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中得到非常清楚的體現(xiàn)。他雖然對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進行了一些批評，但他認為李立三的錯誤總的來說是右傾，而不是“左”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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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錯誤是“左”的，為什么王明反而認為它是右的呢?這主要是因為王明的許多看法比李立三等的看法更“左”。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只有工農和下層小資產階級，其他一切階級、階層都“已轉入反動的營壘”，因此沒有“第三派”和“中間營壘”的存在。他把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并列，都看成是革命的對象，他主張在湘鄂贛各省“真正實現(xiàn)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進而推進與爭取全國范圍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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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主張中國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動為主，王明同樣堅持城市中心的觀點。他按照共產國際的決議提出：“在中國正在成熟著新的革命運動，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標志是工人罷工斗爭的高潮”；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斗爭，真正準備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起義，是共產黨的最主要的任務。王明雖然也表示重視紅軍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紅軍作戰(zhàn)的規(guī)律和革命根據地發(fā)展的規(guī)律。他指責黨和紅軍“到1930年冬還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能夠真正成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據地”，認為這才是真正要反對的右傾。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王明提出“堅決打擊富農”、“使富農得到較壞的土地”等“左”的主張。在組織上，他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zhí)行國際路線的斗爭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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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這本小冊子，實際上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政治綱領。整個地說來，它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堅決，形態(tài)也更完備，并且更有“理論”色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實際上批準了這個“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綱領。這次全會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具有“左”傾思想的同志到中央領導崗位，另一方面“無情打擊”了犯過“左”傾錯誤和被認為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同志，包括黨內有威信的領導人瞿秋白，也包括曾經反對過“立三路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李偉森)等一批重要干部。